茅台酒有悠久的酿造历史、独特的酿造工艺、上乘的内在质量、深厚的酿造文化，以及历史上在中国政治、外交、经济生活中发挥的无可比拟的作用、在中国酒业中的传统特殊地位等综合因素决定的，是三代伟人的厚爱和长期市场风雨考验、培育的结果。亦得到人民群众在实际的生活品味和体验中的赞誉之声。
据传远古大禹时代，赤水河的土著居民——濮人，已善酿酒。
汉代，今茅台镇一带有了“枸酱酒”。《遵义府志》载：枸酱，酒之始也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载：建元六年（前135年），汉武帝令唐蒙出使南越，唐蒙饮到南越国（今茅台镇所在的仁怀县一带）所产的构酱酒后，将此酒带回长安，敬献武帝，武帝饮而“甘美之”，并留了“唐蒙饮构酱而使夜郎”的传说。这成为茅台酒走出深山的开始，此后，一直作为朝廷贡品享盛名于世。
唐宋以后，茅台酒逐渐成为历代王朝贡酒，通过南丝绸之路，传播到海外。
到了清代，茅台镇酒业兴旺，“茅台春”、“茅台烧春”、“同沙茅台”等名酒声名鹊起。“华茅”就是茅台酒的前身。迄今可查的最早记载茅台酒的史籍，是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的《仁怀草志》，该书有“城西茅台村制酒，全黔称第一”的记载。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年），“偈盛烧房”将其产酒正式定名为茅台酒。清《旧遵义府志》所载，道光年间，“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，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。”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年），清代诗人郑珍咏赞茅台“酒冠黔人国”。
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，黄、白号农民起义军和同治初年的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将李福献的起义军，先后在茅台与清军作战，茅台镇被夷为废墟，镇上酒房全部毁于战乱，茅台酒的酿造因此中断。

       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，遵义团溪盐商华联辉（字柽坞），因公务前往茅台，为满足祖母要饮茅台酒的要求，乃找来旧日的酒师，购置了一处废弃的酒坊，恢复酿制茅台酒，最初茅台酒只作为家酿自食或馈赠亲友，直到10年之后，由于各方需求增大，华联辉才扩大了生产规模，将产品正式作为商品出售，定名为回沙茅酒，酒房称成义（亦名成裕）烧房，当时规模只有两个窖坑，年产1.5至2.5吨，由华氏所经营的永隆裕盐号经销，在茅台、贵阳两地出售。清末华联辉死后，成义酒房先后由其子华之鸿、其孙华问渠经营，直至1951年由政府接收。
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，在成义酒房之后，出现了第二家茅台酒坊——荣太和烧房，这个烧房是由仁怀县大地主石荣霄、孙全太和王立夫联合开设的。经营不久，孙全太以石荣霄帐目不清为由，退出股金，荣太和烧房更名为荣和烧房。其规模较成义小，只有两个窖坑，年产量1～1.5吨，全部在本地销售。王立夫死后，约在1919年，烧房由石荣霄之孙王泽生（石荣霄本姓王，系石家养子）独家经营。王泽生之后由其子王秉乾经营至解放后。
1929年，继成义、荣和之后，在茅台镇又出现了第三家茅台酒坊——衡昌酒厂，它是由贵阳商人周秉衡创设的。建厂之后，虽有窖坑17个，但因流动资金不足，年产量只有几千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1938年，衡昌酒厂并入资本家赖永初为首组织的大兴实业公司，1941年周秉衡为了赔赏其子周扶常亏损大兴公司的2万多银元，将衡昌酒厂卖给赖永初，厂更名为恒兴酒厂。
1915年以前，两家茅台酒厂产量不过1万公斤左右，自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后，需求量大增，两家茅台酒的产量增加一倍多，加上新建的恒兴酒厂的产量，每年产酒都在2.5万公斤以上。

       1931年，川黔、川滇、黔桂等公路通车，贵阳、遵义过往客商增多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由于国民政府迁到陪都重庆，沿海工商企业大量迁入贵州等原因，使茅台酒的销量进一步扩大，三家酒厂都积极扩大生产，年产量增加到4万公斤以上。据统计，1947年三家酒厂有工人近百人，窖坑41个，共产酒6万余公斤：成义酒厂2.1万公斤；恒兴酒厂3.25万公斤；荣和酒厂0.7万公斤。销售地区扩大到上海、重庆、长沙、广州、汉口等地，抗战胜利后，赖永初将300瓶茅台酒带往香港试销，当即被抢购一空，茅台酒从此进入了国际市场。

       1949年前，茅台酒生产凋敝，仅有三家酒坊，即：华姓出资开办的“成义酒坊”、称之“华茅”；王姓出资建立的“荣和酒房”，称之“王茅”；赖姓出资办的“恒兴酒坊”，称“赖茅”。
1951年，政府通过赎买、没收、接管的方式将成义（华茅）、荣和（王茅）、恒兴（赖茅）三家私营酿酒作坊合并，实施三茅合一政策——国营茅台酒厂成立。

       1996年，茅台酒工艺被确定为国家机密加以保护。
2001年，茅台酒传统工艺列入国家级首批物质文化遗产。